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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中萧红作品的艺术性表现

出处:本站 责任编辑: 时间:2018-11-22 [ ] 查看全部评论

  摘要:回顾和评价萧红和萧红作品研究的概况,发现历来学者对萧红作品的社会性虽然也有不少涉及,但系统而又比较细致的探讨并不多见,本文拟定把这位自传型作家的生命活动和她文本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性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读,想通过对萧红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因素作一下简要的梳理和分析,以期真正挖掘出萧红小说的内在潜质。对任何一个作家的研读都离不开对作家所处社会环境的理解,自然对萧红作品的研读也离不开这一点。这也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的原因就是人具有动物所不能具有的社会的属性。社会性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所体现出来的关系,也可以是在关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思潮,所以社会性可以是实在的大众民生,也可以是一种在实在的基础上产生的广为社会认可生存规则和社会思潮。

  萧红作为一位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新青年,同时又是一个因为“女儿身”而受到旧的封建伦理迫害的女性,不得不在她的作品中去表达要求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生活地位的女权思想。萧红较早的离开了封建的地主家庭,在流离漂泊的一生中体会到的是下层人民的悲苦,用艺术的手法揭示大众悲苦的社会现状也是萧红“为人生而艺术”的写作追求。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可以看作萧红体现大众悲苦的手段,也可以看作一种乡村描写的原汁原味。对女权的关注,不得不去揭示妇女在男权社会下的悲苦,对原生态生活场景的描写从侧面体现了大众在近乎原始生活状态下的生活的悲剧场景,二者可以作为体现作品中悲苦大众人生的佐证。而女权、悲剧人生、原生态生活场景的描写三者又可以相对独立,表现以各自为视角的独特内涵——不依存于彼此,但有相互牵连,三者相互关联,又互为体现共同搭建起了萧红作品的社会性支架。

  萧红被称为自传型的女作家,其作品主要是对自己人生的独特感悟和表现,所以对萧红一生的简单回顾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性,这一节算作对后两节论述的一个简单的铺垫。

  萧红(据说取其“小小红军”之意[2])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内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她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的女性,一个被家庭、婚姻抛弃的孤苦的灵魂,在她的内心存在着一种一生都难以磨灭的悲凉感。她的一生颠簸流离,从失去家园的无可奈何,到寻找家园、寻找归宿的屈辱与坎坷,从舍弃到重新寻找,每一个过程都是她在重一次的面对人生,每一次经历都让她体会到了人生之所以叫做人生的缘由。她在探求中颠簸,她在寂寞中流离,她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在作品中真诚的展现给读者,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通过艺术化的手法书写于笔下,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3]。

  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封建的家庭观严严密密的笼罩着这个家庭,不管是“重男轻女”还是“包办婚姻”在这个家庭统统上演。萧红的父亲对自己百般的刁难,百般的不喜爱,最终的原因还是自己是一个女儿身,而后来的家中一手操持的包办婚姻也让这位具有丰富情感和独立意识的女性背离了那个并未给童年的自己带来快乐和温馨的地主家庭。萧红作为女儿身,“女儿”作为一种性别的原罪注定了她一生被封建父权专制放逐的命运。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作为萧红的遭遇也不例外,童年的不幸,童年的经验为萧红的后期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又鲜活的素材,童年的经历像一股源源不断、流动不息的小溪为萧红的创作提供清新的题材。

  幸运的是萧红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洗礼,接受了“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思想,同大多数知识女性一样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封建反愚昧的大旗。但反对封建反对愚昧除了需要很大的勇气外,还要付出无可预见到的代价。婚姻的不幸便是萧红一生留下来的遗憾,萧红刚步入社会就受到了男性的欺骗,在凌辱中成为“女人”,身怀六甲无分文,陷入生存绝境。以拯救身份出现的萧军,也同时“伤害”了她,二者的离异历来说法纷纭,无论是性格问题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萧红并未找到一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伴侣。后来与端木也是她悲剧婚姻的一段,最终孤独病死于香港。

  萧红一生是颠簸流离的一生,颠簸的人生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任何一个作家,即使是天才作家,也只能在他体验最深的生活领域中,产生对人生独有的感悟,找到新的发现,从而在整个文学的坐标系中确立个人价值的坐标点。萧红正是这样一个注重情感体验和生命体悟的自传型的作家,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对自我生命体验的回忆和表现。

  我们说过萧红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十分敏感的女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4]。自身童年因为“女儿身”而被父母亲冷视的现实在她的心里也势必会留下深刻的烙印,所以在她在书写女性主题的文章是没有理由不去探视女权的话题。萧红之所以在作品中会表现出女权意识这一社会性,除了对女性在男权社会生存问题的关注,更多体现出的是对男权或父权社会对女性不公正待遇的批判。萧红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5]

  在萧红的文本里萧红更多的是在关注妇女在封闭的社会所独特悲苦的命运。童年深受父权社会压迫的萧红,用自身亲历的情感去感受与批判现实对女性的生存环境的批判与怜悯,对妇女的命题,可能是在萧红的文本里才体现出来无比的独立性和刚毅性。

  萧红的作品多数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力在批判社会所给予女性的悲苦,以及呈现于文本中的作者的悲悯之情。既然是关注女性主权的“觉醒”,那势必就会有顿悟的成分在里面,这里的“顿悟”可能是“渐悟”最后阶段的冲刺,也可能是面对现象顿时的醒悟。从萧红的作品以及相关的传记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关注的女性主权的意识是一种渐悟后的顿悟,而非顿时的醒悟。自小因为“女儿身”而受父母无视的悲苦,早已在萧红的心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正是在这种感同身受的心理因素的驱使下,萧红在自己的作品里,一步步地、渐深的表达这一主题。

  这是萧红关注男权社会下女权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种批判,也是一种另类的悲悯。萧红第一篇专属文章是《弃儿》,当时被抛至旅馆身患六甲的萧红,在萧军的陪伴下生下了抛弃她的未婚夫的女儿,当场送人。萧红感于此写下了《弃儿》,妇女在贫苦的情况下无奈弃子,这是萧红以自己的亲历书写个体妇女命运的悲哀。这可以算作萧红关注女权问题的启蒙之作。

  萧红成功的作品如《生死场》、《呼兰河传》等更多的是关注群体妇女们的悲苦生活,这既是萧红表现自己对女权主义关注的一种方式也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寄托。萧红从个体的狭隘论中走出,去面对更广阔的的妇女的群体生活,从妇女生活的一面走向了全面。这两篇作品除了是衡量萧红文学史地位的碑石,也是她对妇女问题认识全面提升的标志。

  爱情意味着男女双方的彼此相悦,婚姻意味着男女双方的结合,性爱是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是灵与爱的完美写照。而在萧红的文本里,没有爱情,拥有的只是封建的婚姻包办。

  “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尊严”[6]。《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的农人们彼此都遵循着自然的法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安排的结果,他们成为自然的附庸,是环境的奴隶,成群的女性只为生殖与理家而活着,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状态下受尽岁月的煎熬。

  萧红出于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父权社会对自己命运所造成的挤压的体会,用艺术的笔墨把现实社会中一幕幕的妇女悲剧写于纸上。妇女的命题萧红深深的涉及,但她又有不同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文坛中展露头角的女性作家。有别于她们更多的对贵族姨太太或是贵族院里走出来的女性的关注或强烈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权方面的诉求,有别于她们在表达过程中常用的性爱场景的暴露的手段,萧红更多的是关注下层社会的妇女,把生活回归原生态,用自然的法则去安排活着的妇女的生活,表现现出妇女在规则面前不得不屈从于自己的命运和面对规则给予自己的悲苦。

  对于女权意识这一社会性研究我们认为有很重大的意义,众所周知,在当今社会学者对女权主义的探讨话题是越来越多,随着上世纪90年代陈染、卫慧等女性作家在文学界争取话语权的出现,这一课题研究更显得重要,它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纵的角度去理会女权意识,去梳理这一意识的出现与发展。

  萧红经历了太多的离别,所以对当时战争的社会或是动乱的社会中人民的悲苦人生的体现也是情理之中。自身的经以及自身在动乱社会所经历的苦楚,可以让萧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对人民大众的悲苦经过艺术的笔法跃然于读者眼前。萧红之所以会表现20世纪初大众的悲苦,我们认为是旨在表现当时广阔的社会情境和寄托自身情感的悲情以及内心对受难大众的悲悯之情。

  萧红虽然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的苦楚,所以书写下层人民的悲苦更表现出一种游刃有余姿态。像《弃儿》、《王阿嫂之死》、《小黑狗》、《广告副手》等作品,描写了人在贫穷与命运的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悲剧人生。萧红把自身经历以及由经历而衍生出来的情感融入到作品中,用朴素的语言说着大众在社会挤压下的不幸。她关注的是下层人民的生活生产现状,抒发的是下层人民在剥削社会的挤压下扭曲的情感。农妇王阿嫂丈夫横遭荼毒,王阿嫂和她的婴儿残死在地主的脚下;小黑狗的被轻贱与抛弃暗喻险象环生的;广告副手芹被厂主解雇,与爱人蓓力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一位情感丰富的作家用经历书写大众的悲苦,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社会挤压下的下层民众扭曲的人形来呈现自己的诉求。

  《生死场》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人们在生死的方面固执的坚守着生死的自然法则,在生育和养护上人性的缺失方面书写着二三十年代封闭的农村人民生活的悲苦和生活的无奈,“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中一再出现动物生殖的“同时性”,人与动物同时生殖的情节穿插描述。萧红更是在人与动物生殖的同一时间上大做文章,通过描写视角的不同转变来呈现人类生殖的动物性。在这里通过人与动物生殖的对比表现出的是一种人与动物的等样性。同时王婆用钩子、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这一接生的手法似乎带了点“人气儿”,而这种对待人生育的做法与对待动物又能有什么区别呢,人同于动物的命题在这里仍然未能改变,人在这里如动物般生与死,繁衍于灭亡。近乎

  原始的生存状态竟然会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的乡村,这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一个绝妙的讽刺,当然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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